中国营销渠道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

通过对1990—2019年发表于CSSCI来源期刊的834篇研究文献的分析,展现了过去30年中国营销渠道研究的演进历程与现状。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展示了研究文献在时间、期刊、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分布状况;识别了营销渠道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力量——学者及机构的状况;识别了该研究领域的高影响论文及其结构。研究发现,过去30年学界完成了对国际营销渠道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与创新性研究,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关键领域均实现了与国际学界的接轨和同步。渠道行为、多渠道系统、农产品渠道、渠道投机行为与治理以及渠道结构设计与选择,构成了中国营销渠道研究占主导地位的主题;基于经济学模型的分析、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以及概念与理论分析,是其主要研究方法。最后,评述了中国营销渠道研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讨论了其未来研究方向。     

卖空压力对企业债券期限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放松卖空管制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放松卖空管制后,投资者可通过挖掘公司“坏消息”在资本市场投资获利,在允许被卖空情境中,公司内部股东和管理层面临股价下行压力增大,会积极采取行动以规避被卖空的风险。借助中国证券市场2010年开始逐步放松卖空管制的准自然实验,以2007—2015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卖空压力对企业债券契约的影响。研究发现:放松卖空管制与企业债券期限显著负相关,特别是在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和管理层市场压力更大时。进一步分析发现,放松卖空管制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表明放松卖空管制会促使企业缩短发行债券的期限。研究结果显示,面对放松卖空管制引起的股价下行压力,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为了规避被卖空风险,会积极选择缩短发行债券期限以传递信号,证实了卖空机制对改善市场信息环境的积极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卖空机制制度建设和监管,推动企业调整行为决策,降低信息不对称。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基于不同法人治理结构的烤烟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

利用陕西省安康、商洛和宝鸡3市38家烤烟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基于不同法人治理结构视角,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两种不同类型的烤烟专业合作社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38家烤烟专业合作社可以根据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同分为“外部委托代理人型”与“内部委托代理人型”两种类型。“外部委托代理人型”烤烟专业合作社在社员人数、理事会核心成员构成比例、股权集中程度及监督力度等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吸纳了更多的农户入社、提高烤烟专业合作社经济收益的同时,也保证了绝大多数农户在股权分配、民主决策参与及合作社监督等方面的权利。这有利于基层民主的完善,有利于显著提高烤烟专业合作社管理效率,从而提高农户整体烟叶生产水平。因此,改善法人治理结构是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重要途径。     

信任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

基于信任视角,构建农民创业者信任对创业机会识别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链式多重中介方法,对浙江、安徽、河南和陕西4省880份农民创业者访谈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信任能显著提高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农民创业者信任能通过外部知识获取与创业警觉性对创业机会识别产生间接影响,其作用路径有三条:外部知识获取的部分中介作用、创业警觉性的部分中介作用及外部知识获取与创业警觉性的链式中介作用。因此,政府应完善农民创业相关规章与制度;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提高信任水平;增加农民创业知识与技能的供给,培养农民创业者的机会警觉性。     

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家庭是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家庭策略的视野,通过对两个贫困家庭在减贫过程中不同减贫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探讨家庭策略如何被自主运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发现,“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下,多子女所带来的路径可选择性与关系灵活性让家庭有更大空间采用有效的家庭策略,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一部分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及“资源变现”的空间与条件,从而为实现“家庭减贫”创造机会。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家庭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充分激发家庭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价值耦合、行动构设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需要法治保驾护航,法治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实现。在目标逻辑上,法治乡村与乡村振兴在现代化、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生活美好层面的价值耦合是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前提;在实践逻辑上,乡村法治建设中的法治思维意识淡薄、法治体制构建滞后、法律运行机制不畅、法律服务供给不足的困局构设着要增强农民主体性、筑牢政治基础、提升治理效能和强化民生保障的乡村振兴行动方向;在策略逻辑上,探索多途径法治教育、加强权力规范化建设、强化法律有效实施和创新多元法律服务供给模式明确了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跨界族群视阈下的俾路支问题研究

跨界俾路支族群是伴随欧洲的殖民扩张和势力范围的强行划分逐步出现的,并随着真正意义上具有独立主权的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等民族国家的建立而正式固定化。对俾路支族群自身而言,作为各国内部的少数群体,都面临政治参与度低、经济贫瘠、文化落后等一系列族群发展的本质性问题。从民族国家层面来看,俾路支族群分离主义主导下俾路支人跨界联合,将促生一个潜在区域性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形成,这对民族国家的政治版图构成极大的威胁与挑战。就地区安全形势而言,俾路支叛乱组织发动的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狂,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带来消极影响。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看,跨界俾路支人聚居区已成为毒品贩运和难民非法偷渡的天然门户,这不仅严重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安全,也引发了严峻的国际人道主义危机。正确区分俾路支民众的合理诉求与叛乱分子的分离主义动机,高度重视俾路支部落首领的作用,切实构建一个容纳俾路支人的命运共同体,是跨界俾路支族群问题治理的最佳路径。     

全球治理变化与中欧合作拓新

21世纪以来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复杂的结构性变化,全球议题的类型谱系扩散且严峻程度走高,全球治理局部实践模式及层级趋于弱化,部分主要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及意愿发生逆转并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需求转向,这些变化将在根本上重新塑造国际关系及大国外交。作为引领全球化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中国与欧盟的内部发展及外部关系均面临着转型与调整的客观需求。全球治理变化对于中国与欧盟而言具有多重影响,它既是推动中国与欧盟开展政策调整的外部动力,也是构建新型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作为当今世界至关重要的两大力量,中国与欧盟需要全面认知全球治理变化的深刻内涵,并在探索发掘其中机遇的同时构建持续而稳定的中欧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接触与融合,可以实现中欧全球治理战略的复合对接、强化中欧双边关系的战略自主、深化传统及新型领域的战略合作,并为全球治理贡献必要且关键的动力支持。     

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研究

环境污染风险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跨时空性、不可测量性及难以修复性特征,导致环境污染国家治理机制和环境污染市场治理机制存在制度性局限,亟须建构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机制。环保社会第三方具有公共性、公益性、专业性、中立性及组织性的特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能够实现利益诉求、利益发展、利益协调及利益保障的制度绩效。针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面临的宏观权力结构性失衡、中观机制整体性失调、微观行为系统性失范等瓶颈,优化我国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的结构性均衡机制、整体性实施机制和系统性规范机制。